1921年7月，上海是异常的热。
这一年的热，更是全球性的。
消息报导：美国“全境气候炎热”，“受暑死者颇多”；“巴黎荫处之温度，且超过九十一华氏度”；“伦敦荫处温度高至九十华氏度”。
沪上温度之高，足以晒化马路上的柏油，为确保车辆通行，在马路上，又都铺上了一层薄沙。
花灯初上，法租界望志路的弄堂里，早己烟雾缭绕，香气弥漫，在搭起的灶台上，人们开始烹煮煎炸，准备起晚餐了。
在这里，不用看，闻味，就能知道谁家吃什么。
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房挨着房，屋对着屋，人们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，吃饭、喝茶、乘凉，聊天，犹如一家人。
男人们裸露着上身，女人们穿着短袖短裤，孩子们跑进跑出，弄堂，就像一个和谐的大杂院。
在弄堂里，不仅住人，还有开小吃店的，卖东西做买卖的，开银行的，应有尽有。
整个弄堂里，光线虽然昏暗，但人们的聊天声、做买卖的吆喝声，斗蛐蛐的叫喊声，接连不断，比白天都热闹。
在一个馄饨摊，张魁进、耿德胜、吴幼斌三人和陈先生正坐在一张小桌子边，一边吃着馄饨，一边听陈先生说话。
自西人把陈先生救出后，为了躲避骆三刀的追杀，陈先生带着魁进暂住进法租界的这条石库门弄堂里。
陈先生见西人都是一副侠义心肠，个个怀有济世报国之心，便不时的与西人讲一些有关国家民族的话题。
西人对陈先生讲的话题有许多可谓是事闻所未闻，听得津津有味。
一到晚上，便凑在这弄堂里，听陈先生讲述那些发生在俄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外洋的新鲜事。
几人虽然似懂非懂，但凭首觉，觉得这个陈先生要干的肯定是大事，从心底，既佩服又担忧。
一日，陈先生告诉西人，有几个朋友要来商量点事，担心被租界的巡警打扰，想请西人做几天护